凯恩斯的止疼片

 

几个月以来，每当谈到当前的经济形势，大家都会提到“四万亿”，就连房屋中介的业务员们，都把“四万亿”挂在嘴边，鼓动看客们抢抓经济复黎明前的黑暗，投资房产。

面对困境，一时间众人仿佛取得了难得的共识，那就是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是应对经济衰退的最好办法，或者套用一句流行语，是“最不坏的办法”。这让人们不得不相信，只有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政府扩张性经济政策才能治愈经济危机创伤。

凯恩斯主义被奉为经典，源于1929-1933的大萧条，不可否认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罗斯福新政，帮助美国早日走出了大萧条的阴霾。1933-1940年，美国经济保持了年均7%以上的增长率（同比价格计算），并在1941年得以超越1929年的水平。应当说，罗斯福新政的一系列举措在当时是比较有效的。

但同时，另一方面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例如，新政中标志性的“工作项目管理局”，提供了大量的政府就业（据称创造了500万个就业机会），但这笔钱终究来自税收，本可用于私人投资，甚至可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又如新政中的劳工保护法案也不是没有争议，有组织的工会权力增强之后，工人工资大大提高——这貌似是件好事，但雇主却通过减少雇佣的方式“用脚投票”，结果失业率居高不下。1931年美国失业率是15.9%（大萧条之前是3%左右），到1939年仍停留在17.2%。

可以说，罗斯福新政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宏观经济数据，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现实的经济状况。

其实就连最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也毫不掩饰二战对于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1941-1944年，美国经济实现了年均15%以上的高速增长，若以当时价格计算，经济增长率更是最高达到惊人的27%（1942年），但随着战争的结束，美国经济立刻失去了动力，194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只有1.5%。可见，是战争提振了美国经济，起码是“看上去很美”。

为什么这么说呢？算算账就知道。

投资就要关注收益，而旨在提振经济的政府投资，则更需关注对经济的拉动效果，也就是经济学中的“投资乘数理论”。

简单地讲，投资乘数就是在有效需求不足，社会有一定数量的存货可以被利用的情况下，投入一笔投资可以带来数倍于这笔投资的国民收入的增加，因而投资乘数理论是关于投资变化和国民收入变化关系的理论。

通俗的说，就是政府拿出1块钱用于投资，会带来上下游产业链中相关经济增长、国民收入提高X元。如果X<1，那么就说明这笔投资不划算，还不如直接把钱发到民众手中；如果X=1，则表示这笔钱虽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但至少没浪费；若X>1，那么可以说这笔钱花在了刀刃上，X越大，这笔钱花的越值，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越强。

凯恩斯主义者通常认为二战的财政扩张刺激了经济，军工产业的大量投入有效带动了上下游产业，最终使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的困境。那么这比军费投入的“投资乘数”是多少呢？

哈佛大学宏观经济学家巴罗（RobertBarro）曾在《宏观经济学：一种现代方法》中作了估算，二战增加了美国国防开支5400亿美元，经济增长4300亿美元，乘数为0.8。换言之，战争降低了国民收入，而主要的损失在与私人投资、政府非军事采购和净出口，而个人消费支出变化则很小。

如果说这个结论存在争议，那么持了5年的伊拉克战争，仅2008年，每月投入就达120亿美元之巨，是名副其实的大规模投入，但换来的并非美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而是布什政府任期内持续的疲软与不振。可见战争总体上是个亏本的买卖。

应该说，战争并不是治愈“大萧条”的灵丹妙药，相反，而是“大萧条”的毒副作用，有很多研究证实，正是“大萧条”埋下了二战的种子。当然，我们谁也不愿意依靠战争来振兴经济。

不过，凯恩斯主义并非如此极端，极端到只有战争一条路可走，更多的时候，凯恩斯主义则是扩大政府支出与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建设投资的代名词。

那么，这种政府行为是否能够带来经济的复苏呢？

也许有人会提出，正是带有浓郁凯恩斯主义色彩的政府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战胜了97亚洲金融危机。的确，那一轮巨额的政府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的基础设施状况，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是我们战胜那场危机的唯一的、最主要的方式吗？

中国政府于1998年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住房改革，通过改革，我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和一个从来没有得到释放的巨大需求，而改革所做的，正是释放出了长时间积压的居民房地产需求。通过统计数据可以看到，从1998年开始房地产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几乎是同步上升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迅速由一位数上升到了两位数，并且保持了将近十年之久，为经济增长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在发现房地产市场的同时，我们还开拓了一片巨大的海外市场，带来了对外贸易的加速增长。而正是2000年加入WTO，让外部的需求就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三架马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自此，奠定了我国新一轮搞经济增长的基石，这其中依靠的不仅仅是财政政策，更重要的是由改革开放创造出新的需求，由改革开放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由改革开放释放出来新的经济活力。而这一切又为政府扩大财政收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因此，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治愈了97亚洲金融危机的创伤，而凯恩斯主义这个药方中并没有“改革开放”的成分，至多也就算是一味止痛镇定药。

在搞清楚药理成分的同时，还不能忽视一点，就是止疼片的毒副作用。

 

副作用一：药物依赖——“误导市场”

其实，自1980年代以来，对于凯恩斯主义的质疑就从未停歇。人们质疑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救市”政策，是否真的对经济又提升作用，抑或只是得到了眼前的繁荣。纵观眼下各国的“救市”，大都处于保就业与增长的目的，对本该淘汰的落后生产力进行保护而非淘汰，美国的汽车业就是典型的例子。正如北大教授张维迎所说，这就是“该死的不让它死”。不让它死，的确能够暂时保住就业与经济增长。而这种要死不死的企业与经济的继续维持，就会增添生产过剩产能，从而延迟危机的解除。此时，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摆在我们面前：越救市，落后生产力越得到保护，而落后生产力越要保护，就越需要救市。这就构成了落后生产力与政府救市政策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

在此，我有必要强调一点，这弊端，并非凯恩斯主义自身的问题，而是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中难以避免的问题，应该说，算是凯恩斯主义难以隔绝的“附赠品”。

 

副作用二：排异反应——“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CrowdingOutEffect)，具体地说是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即政府通过向公众（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引起利率上升和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或非政府部门）支出减少，从而使财政支出的扩张部分或全部被抵消。

通俗地讲，就是在一定时间内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一定的，政府占用的资金过多，会使私人部门可占用资金减少。

对于“挤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学界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财政支出扩张引起利率上升，利率上升抑制民间支出，特别是抑制民间投资。另一种认为，政府向公众借款引起政府和民间部门在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减少了对民间部门的资金供应。

98年到03年的扩张性财政周期中，就上演了一幕典型的“挤出效应”，在这5年里，民间投资比例持续下降，而国有资本的投资份额则不断上升。

这里，可能需要明确一个概念，国家的财富并不等于国民的财富，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就能看出，经济学关注的核心从来都是国民的财富变化，而非国家财政的盈亏。而只有国民财富的富足，才是一个经济体健康发展真正的表现。

 

副作用三：药力不强——“效率低下”

自从中央政府提出“四万亿”这一概念以来，对于这笔资金的使用效率、效果的质疑就不曾停息。

2008年11月11日，国家发改委曾紧急召开会议安排四季度新增1000亿元投资工作。消息人士透露，千亿投资计划目前已大致分配到农业部、水利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和卫生部等11个部委。国务院要求必须在2009年两会前落实到项目上，也就意味着在110天时间里，必须保证以千亿投资要分配至11部委并落到项目。

2008年11月14日的《新京报》层刊登一样一则消息：“据本报记者昨日对国家发改委周边宾馆的探访，11月以来的确大都处于日日客满状态。此外，国家发改委对面的复印店也生意火红，截至下午6时，依然有人拿着厚厚的项目可行性报告前来复印。”

如此跑“部”圈钱的热潮，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投资的效率总是会打折扣的。仓促之间，而政府决策部门又如何能够保证资金审批的科学性、合理性呢？

公众不免也会揣测这“四万亿”巨额资金，是否真正都投入到了拉动内需的工程项目之中，而没有被不法分子侵占。

也许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方案，比如由中纪委牵头，与财政部、监察部、审计署、发改委、国资委等部委组成联合检查组，对项目审批、立项、经营的全过程实行全程监控，防止一切贪腐、挪用。这样一来，也许的确可以保证投资的落实到位，但却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换来的。

的确，长期以来如何确保国有资产运作的高效率、低损耗，都是一个难题，但并非无解。关于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西方经济学界做了大量的研究，这其中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提出的“科斯定律”最为著名，该定律认为：资源配置（市场交易）发生与否以及效率之高低是由两个条件来决定的，一是所有者产权是否清晰、二是交易的费用是否低廉，产权清晰且交易费用低廉则配置效率最高。通俗地说，资源使用的效率，不在于规模，而在于清晰地产权界定，只要明确清楚每样东西“是你的还是我的”，并且保证我们在使用互相资源的时候不用“向其他人付钱”，那我们之间就能够取得高效率。

相比国有资产，民间资本最符合上述描述。可见，鼓励民间投资才是提高效率的根本之举，只要能够进行民间投资，就不需要政府介入进行政府投资，即可以达到效率最大化。同时，政府建立正确的、有明确预期的税收政策，在市场下挫时扩大货币供应量，降低资源配置成本，就能够激励民间投资效应，不愁引不来巨额民间投资。

 

 

 

以上说了凯恩斯主义许多坏话，但我的目的并不在于批判这一学术论述本身。平心而论，不能否认，凯恩斯对于经济增长、需求和就业的论述是具有极强指导意义的，而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反周期操作，也是可取的。而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政府借凯恩斯主义之名，打着宏观调控的旗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而事实证明，这种事情总是在发生。

因此，我们有必要警惕对凯恩斯主义这副止疼药的依赖与滥用。